冼星海在上海。
新华社发
《黄河大合唱》部分歌谱（复制品），藏于广东省博物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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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卫黄河》
风在吼，
马在叫，
黄河在咆哮，
黄河在咆哮。
河西山冈万丈高，
河东河北高粱熟了。
万山丛中，抗日英雄真不少！
青纱帐里，游击健儿逞英豪！
端起了土枪洋枪，
挥动着大刀长矛。
保卫家乡！保卫黄河！
保卫华北！保卫全中国！
今年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20周年。
1905年6月13日，冼星海在中国澳门出生，家中以捕鱼为生，生活艰辛。父亲冼喜泰在冼星海出生前几个月离世，母亲黄苏英性格坚韧，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。
音乐家的童年时光在母亲的歌声中度过。冼星海说：“妈妈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”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，是粤语民歌《顶硬上》——“顶硬上，鬼叫你穷，铁打心肝铜打肺，立实心肠去挨世”。民歌朴实，唱出劳动人民的坚忍不拔，也唱出少年星海的贫苦家境，而他的一生，似乎都践行着歌中的精神：坚毅不屈，迎难而上。
漂泊辗转，承担起“用音乐救中国的责任”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，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开始发展，吸引了大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，冼星海就在其中，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国立艺专和上海国立音乐院。1928年，剧作家田汉介绍冼星海加入文艺团体南国社。课余时间，冼星海参与不少进步音乐活动，还在国立音乐院的刊物上发表了《普遍的音乐》一文，认为“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”，而是“普遍的音乐”，学音乐的人要承担“用音乐救中国的责任”“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”。这种可贵的音乐观源于音乐家长期颠沛流离的清苦生活，也源于对音乐深沉的挚爱。回顾他毕生的音乐创作和抗战期间普及救亡歌咏运动等工作，始终没有脱离这样的音乐思想。
1929年，冼星海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终止了在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学习。同年底，他以打工烧锅炉换取船票，远赴巴黎，圆音乐之梦。巴黎的生活动荡且忙碌，他甚至因交不起房租夜宿塞纳河畔，还几次饿晕在街头。由时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的马思聪引荐，冼星海拜入法国小提琴演奏家保罗·奥别多菲尔门下学习，爱才心切的奥别多菲尔免除了他每月200法郎的学费。
在巴黎期间，冼星海勤于创作，三重奏《风》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。这部为女高音与单簧管、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，沉淀了音乐家在异国备受磨砺的游子心声，受到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保罗·杜卡和俄国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喜爱。杜卡十分欣赏冼星海，支持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，二人结下深厚情谊。
1935年，杜卡心脏病突发离世，冼星海悲痛不已，随后于暑期回国探望母亲。在巴黎的5年时间，他系统掌握了现代音乐的作曲技巧，丰富了音乐修养，开阔了艺术视野。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，“救亡”成为时代主题，催生出多种多样的左翼文艺形式。在聂耳等左翼音乐家开创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，冼星海回到上海，与时代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不断创作救亡歌曲，他的音乐创作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”。这一年，冼星海谱曲的《救国军歌》应时而生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抗战救亡歌曲。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冼星海加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，告别母亲，奔赴祖国多地进行抗日宣传和救亡歌咏活动。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：“民众对音乐的需要，尤其在战时，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。”
1935年至1938年间，冼星海创作了300多首救亡歌曲。他对普及音乐文化和抗战音乐有着深刻理解，渴望“唤起民众、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、组织民众坚持抗战”，其中《战歌》《游击军》《在太行山上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等作品洋溢着热切的救亡之心，流传甚广。
纷飞的战火没有阻挡冼星海用音乐鼓舞民众砥砺抗战的脚步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歌咏中，他来到武汉，遇到钱韵玲，收获了爱情。1938年7月20日，冼星海和钱韵玲订婚，田汉等到场祝贺。此时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书，冼星海决定与未婚妻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在延安，冼星海完成了一生中的伟大杰作——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革命圣地，创作抗日救亡“交响大合唱”
“朋友，你到过黄河吗？你见过黄河的惊涛骇浪吗？”
黄河奔涌至壶口，骤然收束，浊浪如沸金翻腾，轰鸣似旱天惊雷。1938年秋，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，从陕西宜川的壶口下游东渡黄河。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、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深深映刻在他的脑海中，他开始酝酿一部长篇朗诵诗。
不久，光未然因行军坠马受伤，被送往延安治疗。1939年初，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前来探望，请他写一部合唱歌词。光未然欣然接受，仅用5天就完成有8个段落、逾400行的长诗《黄河吟》。1939年除夕夜，在抗敌演剧三队的内部联欢晚会上，光未然亲自朗诵《黄河吟》。观众的掌声未落，冼星海霍然起身，把歌词抓在手里说：“我有把握写好它！”
回到窑洞，冼星海与光未然、邬析零、田冲等战友多次长谈。黄河的壮观、渡河的惊险、学唱黄河船夫号子的情形……一幅幅壮阔景象、一张张生动面孔在他脑海中化作奔腾不休的音符，从笔尖流淌而出。六天六夜，他的精神高度紧张、亢奋。尽管身体抱恙，他仍彻夜奋战，一会儿伏案疾书，一会儿起身试唱、指挥。他偶尔躺在床上沉吟，又猛然从床上跃起，继续谱曲。
由于八九个月时便与冼星海分离，冼妮娜对父亲的记忆大多源于母亲钱韵玲及父亲同事、学生的讲述。时隔80多年，父亲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情景依然鲜活。冼妮娜对记者细致描述：“写完一曲，他便唱给母亲听，有时还和战友们合唱、轮唱。母亲则在白纸上‘打格子’，为父亲手绘乐谱纸。不知不觉，父亲写出60多页手稿。光用坏的笔尖，就在桌上堆成了小山。”
为给爱吃甜食的冼星海提神，光未然特意买来二斤白砂糖，冼星海写几句，就抓一把送进嘴里。钱韵玲还精心制作了“土咖啡”——把黄豆炒熟，磨成粉，加点红糖泡水。
1939年3月31日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曲谱全部完成。这部大型合唱声乐套曲由《黄河船夫曲》《黄河颂》等8个乐章组成，除《黄河怨》与《黄河颂》三易其稿，其他乐章一气呵成。
这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。整部套曲激情跌宕，各乐章相互独立又完整统一，是具有时代性、民族性和史诗性的“交响大合唱”。在《保卫黄河》的轮唱与合唱中，不同声部依次进入，描绘出抗日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、共同奔赴战场的全景图。随后全体合唱将同仇敌忾、奋勇抗敌的决心和气势推向高潮，展现出全民抗战、团结抗战、坚持抗战的巨大力量。
乐曲甫一完成，大家便开始了紧张的排练。几把二胡，几把小提琴，没有低音乐器——面对简陋的条件，大家集思广益：一个洋油桶，装上一个把，安上几根弦，就做成一件低音弦乐器；把十几个金属勺子放到一个大号搪瓷茶缸里，让哗哗的金属撞击声配合管弦锣鼓，制造出激烈紧张的气氛。
1939年4月13日晚，《黄河大合唱》首次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奏响。观众挤满了走廊、窗台，甚至讲台两侧。“保卫家乡！保卫黄河！保卫华北！保卫全中国！”令人振奋的曲调，振聋发聩的歌词，点燃了人们心中熊熊燃烧的抗日救国情怀，现场掌声雷动。
此后，冼星海连续10次亲自指挥鲁艺学员排练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合唱队员从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。1939年5月11日，在“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”上，冼星海身穿土布军装，打着绑腿，脚穿草鞋，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和乐队，空前震撼地演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1939年7月8日，周恩来同志听了《黄河大合唱》后，赞誉冼星海“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”。
此情此景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借由母亲的话语，时常在冼妮娜脑海中盘桓复现。虽然未能在父亲身边成长，但听他写的音乐，依然可与那份壮怀激烈同频共振。她对记者说：“‘一曲大合唱，可顶十万毛瑟枪。’我翻看父亲留下的乐谱时常常思考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为何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。我想，在创作这首乐曲时，父亲将自己和全国民众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，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疾苦，更传递出伟大的中国人民团结抗日、奋斗不屈的精神。”
随后数月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排演迅速展开。由于乐谱传抄困难，许多段落干脆“口口相传”，这部诞生于窑洞的民族交响自此传遍祖国大地，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音乐史诗。
1940年，冼星海远赴苏联。他参考延安时期的演出反馈，将《黄河大合唱》进行交响化和戏剧化改编，使之更适合大型舞台演出。他亲自指挥乐团演出试奏，在莫斯科音乐界获得好评。1944年，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访问延安，与叶君健合作，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词译成英文，作品逐渐为世界所知。光未然于结尾写下的“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，发出战斗的警号”在次年和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如潮欢呼，久久回响。
阿拉木图，结下跨越国界的兄弟情谊
1940年5月，受中共中央委托，冼星海化名“黄训”，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前往莫斯科，参加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后期制作与配乐工作。1941年，苏联卫国战争爆发，影片制作陷入停顿。1942年年底，冼星海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。
饥寒交迫中，冼星海在剧院门口遇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·拜卡达莫夫。他看到冼星海“很瘦、眼皮浮肿、头发稀少，可以看出经历了不少苦难”，却依然随身携带着小提琴，相惜之情油然而生，便将他带到姐姐达娜什家中居住。一家人对冼星海关心备至，为给他添置冬衣，拜卡达莫夫的老母亲找出一件旧大衣连夜翻改，缝衣针把手扎起了血泡。达娜什的女儿卡拉姆卡斯当时7岁，她一直记得“我放学回来，鞋里已经灌满了雪水。他把鞋子放在炉子边烤着，然后抱着我在屋里来回踱步，一边用体温帮我暖脚，一边响亮地唱着中国歌曲”。冼星海叫她“卡利娅”，卡利娅则叫他“黄阔克”。“阔克”是哈萨克斯坦人对最亲近长辈的称谓。70多年后，卡利娅回忆往事时，依旧泪流满面。
生活安定下来，冼星海投入音乐创作。拜卡达莫夫与多位音乐同行都记得，“他经常用磕磕绊绊的俄语加手势，充满激情地和所有人谈论音乐。”冼星海非常积极地了解哈萨克民族音乐，经常请他们弹奏传统曲子和民歌，然后用五线谱记录旋律。积累下丰富资料后，他开始改编和创作。冼星海也时常跟着他们四处演出，用小提琴为偏远乡间的农牧民拉上几首自己的作品。
1944年，在阿拉木图音乐人的推荐下，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小城库斯塔奈，帮助当地组建艺术团。正是在这座天气寒冷、条件艰苦的小城，冼星海留下丰富的音乐果实。这一年，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·伊玛诺夫牺牲25周年之际，冼星海酝酿已久创作的交响诗《阿曼盖尔德》上演。这部作品结构自由，音乐表现手法丰富，展现出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、奔腾的马群和英勇的民族精神，在演出中赢得阵阵热烈掌声。
在哈萨克斯坦的这几年，冼星海心系祖国，完成了歌颂中国革命的《民族解放》《满江红》等作品。1945年初冬，在巡演过程中，冼星海的肺病急剧加重，虽然前往莫斯科治疗，还是于1945年10月30日不幸离世。11月14日，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：“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！”
时光铭记音乐的故事。拜卡达莫夫的女儿、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巴德尔甘·拜卡达莫娃如今已年过八旬，她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，也记述下长辈们与冼星海的故事：“冼星海曾有两个心愿：一是找到他的家人；二是把他最后的作品带回祖国。”
1990年10月，冼星海诞辰85周年暨逝世45周年之际，哈萨克斯坦音乐界在阿拉木图中央音乐厅举行冼星海纪念晚会，演出了《满江红》等作品。冼妮娜也第一次来到阿拉木图，见到了曾经帮助过父亲的哈萨克斯坦朋友，见到了一直想念着“黄阔克”的卡利娅。2023年12月，由哈萨克斯坦作曲家巴雅胡诺夫改编的《阿曼盖尔德》首次在中国奏响，拜卡达莫娃感怀不已：“冼星海没能回去祖国，他的作品替他回去了！”
1998年，在中哈两国领导人关心下，阿拉木图市的一条大街被正式命名为“冼星海大道”，与它平行的另一条大街被命名为“拜卡达莫夫大道”。在冼星海大道上，矗立着一座荷花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。今年6月27日，冼星海纪念碑修缮后重新开放，字迹更加清晰，增添了记录音乐家一生足迹的指示牌。
时代回响，续写振奋人心的音乐精神
1945年，在库斯塔奈的严冬中，冼星海拿起指挥棒，《阿曼盖尔德》乐声响起。随后，他再次指挥演奏《黄河大合唱》，献给他始终挂念、深深热爱的祖国。镜头交错切换，激昂的旋律穿越时空，库斯塔奈音乐会与《黄河大合唱》延安首演的画面渐渐重叠……2019年，中哈两国合作拍摄的首部故事片《音乐家》上映，聚焦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后5年，这是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场景之一。
2013年，《音乐家》总策划、出品人沈健感动于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友谊，先后5次赴哈采风。他对记者说，至今记得拜访卡利娅时，老人唱起冼星海教给她的《只怕不抵抗》，回忆往事时的深情泪水；也记得冼妮娜诚挚的心愿：“有生之年，我想看看那些年的父亲，哪怕是从大银幕上。”这些温暖片段，成为沈健拍摄《音乐家》的初衷与动力。
影片着力塑造的冼星海，是与哈萨克斯坦人民心灵契合的音乐家，创作出《阿曼盖尔德》，回馈这片土地；也是颠沛流离、心向祖国的游子，隐姓埋名寄居异乡，他日夜渴望回到延安，不顾安危奔向边境，捧起一抔祖国土地上的积雪。“影片最动人的，正是冼星海这份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的爱国精神。”在哈方艺术指导萨比特·科曼贝科夫看来，《音乐家》承载着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与共同记忆。
电影《音乐家》也为中哈友谊续写新篇。剧本调研时，两国主创一起哭一起笑，分享同样深沉的民族情感；拍摄期间，300多名剧组成员各自说着汉语、哈萨克语、俄语和英语，却相约每天见面时要喊一句“冼星海！”——音乐家的名字不断在剧组回响。
影片中掀起情感高潮的动人旋律，在现实中一次次奏响。2018年，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“丝路星海”音乐会在上海、南京等多地巡演，演出了《阿曼盖尔德》《满江红》等作品选段。时任团长列夫·梅佐罗维茨说，“我们带着冼星海的作品来到中国，是为了传承友谊。”2024年，哈萨克斯坦国立拜卡达莫夫合唱团在武汉举行音乐会，哈方音乐家用中文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掌声热烈，经久不息。指挥贝姆贝特·德梅奥夫说，“是音乐让我们彼此理解、彼此靠近”。
冼星海的音乐不仅跨越国界，如梭的岁月也记录下这些动人旋律的传承与发展。
1968年至1969年，储望华、殷承宗等音乐家将《黄河大合唱》改编为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。1970年5月1日，由殷承宗在北京民族宫剧院首演。今年是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首演55周年。殷承宗对记者说，自己当年实地采风，从壶口走到延安，对抗战精神感同身受。这份与《黄河大合唱》一脉相承的音乐精神，也融入《黄河》里。《黄河》奏出船夫的奋斗拼搏，更奏响中华民族渴望屹立世界东方的坚强信念。“今天，我们的梦想实现了，中国站起来了！”殷承宗激动地说。
《黄河》是一部能被世界“听懂”的作品。55年里，殷承宗在不同国家演奏1000多场，至今，这部作品每年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播放或演出五六十场。他说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与《黄河》都蕴含着浓浓的爱国精神与不屈信念，虽然中国音乐特色鲜明，但能为世界人民理解，而且，越是遭受过屈辱与磨难的民族，越能生发出强烈共鸣。
时光荏苒，弦歌不辍。今年3月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分别在泰国曼谷和澳大利亚悉尼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；4月，爱迪生爱乐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玫瑰音乐厅带来“2025黄河大合唱”音乐会；5月，哈萨克斯坦第十四届“阿斯塔纳之夜”国际艺术节开幕活动上，受邀参加的中国歌唱家们再一次唱响《黄河颂》……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聆听冼星海于硝烟弥漫中谱写的民族音乐史诗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我们听到人民的心声，听到抗战的号角，听到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。历经岁月洗礼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纪念碑式的历史意义与深刻的象征意义愈加凸显：热爱和平的人民携起手来，铭记战争历史，共创和平未来！
（人民日报记者张丹华参与采写）
冼星海给母亲的家书
（节选）
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，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，希望着把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，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，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。但，妈妈，我时常感到自己能力的薄弱和自己实际生活的缺乏，虽然有时站立在整千万的民众面前，领导着他们高歌，但有时我总有战栗，因为我往往不能克服自己的情绪又想念到遥远的妈妈了！可是当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被那民众歌咏的情感克服，令我不但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你，而且又更加紧我的工作……我常常感动民众的力量最伟大，民众对音乐的需要，尤其在战时，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。
193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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